“谢我什么？”

“谢、谢谢你没、没让杨大川的人把、把那件事抖出去。

金、金窟山矿难，十四、四条人命。

你、你让他们按程序走、走纪委，而不是直、直接捅给媒体。”

李威没有马上回答。

他看着段平安，看了几秒钟，然后说：“我不是为了你。

我是为了那些遇难矿工的家属。

二十多年了，他们应该知道真相，应该拿到赔偿，应该有一个正式的说法。

如果媒体先把事情炒起来，舆论压力会让程序走样，到时候上面为了平息舆论可能会草草结案，给他们每家发一笔钱了事，再道个歉，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。

但真相会过去吗？不会。

程序正义比舆论正义更持久。

我要的是一个彻底的调查，不是一个热闹的头条。

所以你不用谢我，我不是在帮你，我是在帮那些死了十四个人却连名字都没留下的矿工。”

段平安沉默了很长时间。

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，看着手铐中间那截断掉的小指，然后慢慢地、郑重地点了一下头。

“你、你比我更、更懂正义。”

他说，“我在政法系统干、干了二十年，一直以为自、自己懂法，其实不、不懂。”

他说完这句话，抬起头，眼睛里的东西变了。

不是刚才那种带着笑意的从容，而是一种更深沉的、像是湖水退潮之后露出的干涸湖底一样的平静。

“我、我有东西交、交给你。”

他从外衣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很旧了，边角都磨毛了，但保存得很平整。

他把信封放在桌面上，用被铐住的双手推给李威。

李威接过来拆开，里面是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矿工安全培训合格证，纸质已经发黄发脆，折痕处用透明胶带仔细粘过。

合格证上的照片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皮肤黝黑，颧骨突出，眼睛很亮，笑得很憨厚，露出一口白牙。

“他、他叫周永福，”

段平安说，“金、金窟山矿难的十、十四个人之一。

这张证、证是从他尸体上找到的，一直在我这、这里，二十多年了。

我、我本来想留着，提醒自己是从哪、哪里来的。

现在不、不需要了。”

李威低头看着那张合格证，看了很久，然后把它重新折好装进信封：“我会把它交给周永福的家人。”

“谢、谢谢。”

段平安说完这两个字，往椅背上一靠，长出了一口气。

那口气出得很长，很长，像是憋了二十多年，终于能呼出来了。

他闭上眼睛，脸上的表情很安详，安详得像一个终于卸下了所有包袱的人。

“走、走吧，”

他说，“我没什么要、要说的了。

剩下的话，我在法、法庭上说。”

李威站起来，拿起信封，转身走出了审讯室。

他没有回头，但在关门的那一瞬间，他听到段平安在里面又说了一句，声音很轻，轻得像自言自语：“如果我当年没、没要那个编制……”

门关上了，后面的半句话被隔在了审讯室里，再也听不到了。

李威站在审讯室门口，手里捏着那个牛皮纸信封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朝蜘蛛和杨大川点了点头，准备往外走。

刚走到走廊拐角，迎面撞上了一个人。

刘长河。

金柳市委书记刘长河站在走廊中间，身边只带了一个秘书，脸色灰白得像墙皮，眼袋比杨大川还重，一看也是一夜没睡。

他看到李威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，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想说什么又被卡在了喉咙里。

他挥了挥手让秘书退下，走廊里只剩下他和李威两个人。

“李威同志……”

刘长河开口了，声音沙哑得厉害，完全不是昨天在会议室里拍桌子时的那个气势，“段平安的事……省纪委的同志跟我说了。

金窟山矿难瞒报、长期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、故意杀人未遂……一桩桩一件件，证据确凿。”

李威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

刘长河垂下眼皮，看着走廊的地砖，那个表情不是害怕被追责，而是一种更深的、发自骨子里的惭愧。

他慢慢地摇了摇头，又摇了一下，然后抬起头，看着李威的眼睛。

“老段和我在金柳市搭班子整整五年。

五年，一千八百多天，我们每周至少开两次常委会，无数次一起下乡调研、一起接待上访群众、一起讨论干部任免。

我一直觉得他是我见过的最称职的政法委书记。

业务精、作风正、不贪不占、对下属要求严格、对工作一丝不苟。

每次省里来考核，他的评分都是最高的。